《瞭望東方周刊新竹買屋》記者蘆垚/北京報道
  2014年7月11日,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召開的普通高校預科教育教學工作座談會要求,新疆高校將新招收雙語班學生,如果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平達不到直接進入專業培養的要求,學生需要接受一年mSATA的預科教育。
  這是近期新疆加強雙語教育的隨身碟一個縮影。
  此前在6月中旬,國家發改委相繼下達3筆專項資金,共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5化療飲食.3億餘元,支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雙語教育。
  關microSD註新疆雙語教育背後,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這一問題的關切。
  2014年4月28日,十八大後首次到新疆考察的習近平到新疆疏附縣一所小學,專門詢問了雙語教育的情況。
  5月28日至29日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,習近平再次指出,要積極推進雙語教育。
  市場經濟中的語言挑戰
  “新疆的大學預科教育從上世紀60年代起步,當時主要是在理工科院校,就讀時間兩年。”新疆師範大學語言學院教授方曉華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,主要考慮是理工類專業的教育資源都以漢語為主,少數民族語言難以開展教學。80年代前後,醫科大學、農業大學也提出要求,學生必須會漢語。
  如果把此類預科算作雙語教育的一部分的話,新疆的雙語教育在各民族地區無疑是先行者。
 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、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戴慶夏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,新中國成立之初各民族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,很多民族有語言、無文字,因此當時少數民族地區是以主要學習、使用民族語文和部分民族、地區兼學漢語文為特色。
  至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,本民族文字歷史較長,通行面也較廣,且新中國成立前已有雙語教育的基礎。
  據戴慶夏介紹,早在西漢時期,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、特別是上層群體就開始學習使用漢文。至唐、北宋時,樓蘭和高昌一帶流行漢文,傳授儒家經典。清乾隆年間,新疆各地設立學塾,招收一部分維吾爾族青少年入學學習漢語文,後來還派漢族教師到各地的學堂、學塾,對維吾爾族青少年施以漢文教育。
  1949年後,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大規模雙語教育實驗則是在80年代,由此漢語學習開始普遍成為少數民族教育的重要內容。
  中國社科院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主任黃行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“上世紀80年代,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,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,逐步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。這時,少數民族開始遭遇就業問題,市場經濟強調的就是效率,國家通用語言優勢就越來越凸顯。”
  “改革開放後,特別是國家不再包分配後,少數民族學生在市場上面臨語言障礙,一些學生不好找工作。因此,少數民族地區自己要求學生加強漢語學習。”方曉華說。
  1982年3月,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廳召開中小學漢語教學座談會。時任自治區副主席巴岱提出把“民漢兼通”作為漢語教學的方針、爭取10年內漢語過關的號召。
  1992年,就在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的同一年,新疆地區的民族中學開始進行改革。
  “這時的改革是學校自發做的,叫漢語授課實驗班,就是用漢語教授一些課程。”方曉華說。
  1993年9月25日,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並開始施行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》,這時距巴岱提出“民漢兼通”已經過去了11年。
  這一條例明確規定:“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授課的中、小學校,在加強本民族語言文字基礎教育的同時,從小學三年級起開設漢語課程,有條件的可以提前開設,搞好漢語教學,逐步使少數民族學生高中畢業時達到民漢語兼通”、“大中專院校應當加強民漢雙語教學,培養雙語人才”。
  “1992年學校自發的改革後來被官方接過來,大概是在1996年,自治區政府開始推行雙語實驗班。”方曉華說,“政府推行後,規模逐漸擴大,但仍然相當有限。”
  根據公開數據顯示,到1997年全疆只有60個雙語實驗班。
  “由於實驗班學生的漢語和數理化的水平高,基本全部被內地學校錄取,所以雙語實驗班非常受歡迎,走後門都進不去。後來,自治區政府就開始要求更多學校辦班。”方曉華說。
  最初設立雙語實驗班的目的是提高高考成績,因此實驗班是從高中開始辦的。此後為了與高中雙語實驗班對接,雙語教學開始在初中、小學展開,併進而推廣到學前教育。
  “後來,雙語實驗班的名字也改了,開始作為一種正式教學模式提出來,就叫雙語班。”方曉華說。
  2004年是個關鍵年
  2001年,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》正式施行,這一法律確立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“國家通用語言文字”法定地位。
  第二年,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通過了《關於修改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〉的決定》,對1993年的條例予以修訂。
  新的條例強化了公共場所的語言規範,例如特別加入了對電視媒體從業人員等的語言能力要求:以少數民族語言作為工作語言的播音員、節目主持人、影視話劇演員、教師、編譯等有關人員應當達到自治區規定的語言等級標準。對尚未達到標準的,應當進行培訓。
  在雙語教育方面,條例沿用了1993年的表述。
  “我國的五大民族自治區,寧夏的回族講漢語,廣西的壯族人口占大約30%的比例,他們沒有標準語,所以西藏和新疆是最早設立語言文字工作條例的,內蒙古直到2005年才制訂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》出台後,新疆和西藏都做了修訂,加大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力度。”黃行說。西藏自治區於上世紀80年代制訂了相關條例。
  不過,2004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、政府制定的《關於大力推進“雙語”教學工作的決定》顯然作用更大。
  當時由自治區黨委發號召,要求作為一個重要工作來推進,各級黨委也都成立了專門的班子來推進該項工作。
  此後,新疆雙語教育進入快車道。
  2010年,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佈《自治區少數民族學前和中小學雙語教育2010至2020年發展規劃》,其中明確提出:到2012年,基本普及少數民族學前兩年雙語教育,接受學前兩年雙語教育的少數民族幼兒占年齡段少數民族幼兒的85%以上;到2015年,少數民族中小學基本普及雙語教育,接受雙語教育的少數民族中小學生占少數民族中小學生的75%左右;到2020年,接受雙語教育的少數民族中小學生占少數民族中小學生的90%以上,少數民族高中畢業生基本熟練掌握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。
  據官方數據,到2012年年底,新疆地區學前教育階段,接受雙語班教育的少數民族學生和“民考漢”學生,合計超過這一年齡段少數民族學生的92%。中小學階段雙語班學生和“民考漢”是59.33%,到2013年,這一數據增長到65%。
  所謂“民考漢”,是指少數民族考生在考試時使用和漢族考生同樣的試卷。
  師資是個大問題
  “目前,北疆的中小學雙語教育已基本普及,差距比較大的是南疆,比如喀什和和田只有50%左右。”方曉華說。
  他解釋說,新疆雙語教育地區差異較大,在南疆地區的農村、北疆的牧區,因少數民族占多數,因此使用民語為主、漢語為輔;在烏魯木齊等中心城市和北疆地州市所在地,則是漢語為主、民語為輔;而在南北疆縣城和北疆交通沿線的鄉鎮,民漢雙語大多均衡發展。
  儘管不同地區的學校大部分都開設了雙語課程,但是具體的授課模式各不相同。
  “在一些民族聚居地區和偏遠地區,學校里是以少數民族語言教授各門課程,漢語只是作為課程之一。”黃行說,“還有一些學校則相反,用漢語講授大多數課程。”
  “數理化用漢語授課,其他課程用民語教授,南疆地區主要是這種模式。”方曉華說,“雙語教育不是語言問題,漢語授課主要是讓學生享受豐富的漢語課程資源。轉語言只是一個手段,通過語言轉換打開老師的視野,由此讓師生們接觸外面的世界,光是強調語言轉換,其他不變也沒用。”
  “目前,雙語師資絕大多數都是少數民族老師,占到87%,漢族老師只有百分之十幾。大多數少數民族雙語教師以前都從事民語教學,後來經過培訓轉到雙語,一下子轉過來有困難。尤其是農村的教師,能力有限,但是沒有人接替他們。”
  這一情況在南疆地區十分突出。以和田地區為例,據新疆教育學院曾建發表的《新疆中小學少數民族雙語教學師資隊伍研究》一文,截至2007年5月,和田地區共有19184名專任教師,其中1153名為雙語教師,只占全區教師總數的6.01%。
  “現在中小學大約還有30%的普通班,這部分要推進雙語教育比較難,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師資跟不上。”方曉華說。
  2014年4月28日,習近平來到新疆疏附縣托克扎克鎮中心小學。
  在與孩子交流後,習近平來到漢語教研室,特別問其中一位老師:“會不會維吾爾語?”在得到肯定回答後,他鼓勵這位老師把維吾爾語學好,更好地教孩子們學好漢語。
  “雙語教育要處理好通用語和民族語二者的關係。現在,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人也應該學習少數民族語言,我年輕的時候,很多漢族幹部都會說。”戴慶夏說。
  “我們做過對比研究,外國少數民族掌握官方語言的能力遠遠高於我國少數民族,我們的雙語教育現狀和現代化國家的要求並不相稱。在這個意義上,一定要強調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和普及。”黃行說。
  “目前雙語教育面臨雙重任務:一方面要大力推廣普通話,另一方面也要大力保護民族語言。”黃行說。
  對於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進,戴慶夏認為需要的只是時間:“涼山的彞族經濟相對落後,但他們還到縣城去,租個房子先讓孩子學漢語。所以不用太擔心國家通用語的推行,實現雙語是少數民族必由之路,因為雙語政策有利於少數民族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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