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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瞭望東方周刊新竹買屋》記者蘆垚/北京報道
　　2014年7月11日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召開的普通高校預科教育教學工作座談會要求，新疆高校將新招收雙語班學生，如果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平達不到直接進入專業培養的要求，學生需要接受一年mSATA的預科教育。
　　這是近期新疆加強雙語教育的隨身碟一個縮影。
　　此前在6月中旬，國家發改委相繼下達3筆專項資金，共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5化療飲食.3億餘元，支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雙語教育。
　　關microSD註新疆雙語教育背後，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這一問題的關切。
　　2014年4月28日，十八大後首次到新疆考察的習近平到新疆疏附縣一所小學，專門詢問了雙語教育的情況。
　　5月28日至29日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，習近平再次指出，要積極推進雙語教育。
　　市場經濟中的語言挑戰
　　“新疆的大學預科教育從上世紀60年代起步，當時主要是在理工科院校，就讀時間兩年。”新疆師範大學語言學院教授方曉華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主要考慮是理工類專業的教育資源都以漢語為主，少數民族語言難以開展教學。80年代前後，醫科大學、農業大學也提出要求，學生必須會漢語。
　　如果把此類預科算作雙語教育的一部分的話，新疆的雙語教育在各民族地區無疑是先行者。
　　中央民族大學教授、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戴慶夏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新中國成立之初各民族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，很多民族有語言、無文字，因此當時少數民族地區是以主要學習、使用民族語文和部分民族、地區兼學漢語文為特色。
　　至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，本民族文字歷史較長，通行面也較廣，且新中國成立前已有雙語教育的基礎。
　　據戴慶夏介紹，早在西漢時期，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、特別是上層群體就開始學習使用漢文。至唐、北宋時，樓蘭和高昌一帶流行漢文，傳授儒家經典。清乾隆年間，新疆各地設立學塾，招收一部分維吾爾族青少年入學學習漢語文，後來還派漢族教師到各地的學堂、學塾，對維吾爾族青少年施以漢文教育。
　　1949年後，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大規模雙語教育實驗則是在80年代，由此漢語學習開始普遍成為少數民族教育的重要內容。
　　中國社科院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主任黃行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“上世紀80年代，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，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，逐步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。這時，少數民族開始遭遇就業問題，市場經濟強調的就是效率，國家通用語言優勢就越來越凸顯。”
　　“改革開放後，特別是國家不再包分配後，少數民族學生在市場上面臨語言障礙，一些學生不好找工作。因此，少數民族地區自己要求學生加強漢語學習。”方曉華說。
　　1982年3月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廳召開中小學漢語教學座談會。時任自治區副主席巴岱提出把“民漢兼通”作為漢語教學的方針、爭取10年內漢語過關的號召。
　　1992年，就在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的同一年，新疆地區的民族中學開始進行改革。
　　“這時的改革是學校自發做的，叫漢語授課實驗班，就是用漢語教授一些課程。”方曉華說。
　　1993年9月25日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並開始施行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》，這時距巴岱提出“民漢兼通”已經過去了11年。
　　這一條例明確規定：“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授課的中、小學校，在加強本民族語言文字基礎教育的同時，從小學三年級起開設漢語課程，有條件的可以提前開設，搞好漢語教學，逐步使少數民族學生高中畢業時達到民漢語兼通”、“大中專院校應當加強民漢雙語教學，培養雙語人才”。
　　“1992年學校自發的改革後來被官方接過來，大概是在1996年，自治區政府開始推行雙語實驗班。”方曉華說，“政府推行後，規模逐漸擴大，但仍然相當有限。”
　　根據公開數據顯示，到1997年全疆只有60個雙語實驗班。
　　“由於實驗班學生的漢語和數理化的水平高，基本全部被內地學校錄取，所以雙語實驗班非常受歡迎，走後門都進不去。後來，自治區政府就開始要求更多學校辦班。”方曉華說。
　　最初設立雙語實驗班的目的是提高高考成績，因此實驗班是從高中開始辦的。此後為了與高中雙語實驗班對接，雙語教學開始在初中、小學展開，併進而推廣到學前教育。
　　“後來，雙語實驗班的名字也改了，開始作為一種正式教學模式提出來，就叫雙語班。”方曉華說。
　　2004年是個關鍵年
　　2001年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》正式施行，這一法律確立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“國家通用語言文字”法定地位。
　　第二年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通過了《關於修改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〉的決定》，對1993年的條例予以修訂。
　　新的條例強化了公共場所的語言規範，例如特別加入了對電視媒體從業人員等的語言能力要求：以少數民族語言作為工作語言的播音員、節目主持人、影視話劇演員、教師、編譯等有關人員應當達到自治區規定的語言等級標準。對尚未達到標準的，應當進行培訓。
　　在雙語教育方面，條例沿用了1993年的表述。
　　“我國的五大民族自治區，寧夏的回族講漢語，廣西的壯族人口占大約30%的比例，他們沒有標準語，所以西藏和新疆是最早設立語言文字工作條例的，內蒙古直到2005年才制訂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》出台後，新疆和西藏都做了修訂，加大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力度。”黃行說。西藏自治區於上世紀80年代制訂了相關條例。
　　不過，2004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、政府制定的《關於大力推進“雙語”教學工作的決定》顯然作用更大。
　　當時由自治區黨委發號召，要求作為一個重要工作來推進，各級黨委也都成立了專門的班子來推進該項工作。
　　此後，新疆雙語教育進入快車道。
　　2010年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佈《自治區少數民族學前和中小學雙語教育2010至2020年發展規劃》，其中明確提出：到2012年，基本普及少數民族學前兩年雙語教育，接受學前兩年雙語教育的少數民族幼兒占年齡段少數民族幼兒的85%以上；到2015年，少數民族中小學基本普及雙語教育，接受雙語教育的少數民族中小學生占少數民族中小學生的75%左右；到2020年，接受雙語教育的少數民族中小學生占少數民族中小學生的90%以上，少數民族高中畢業生基本熟練掌握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。
　　據官方數據，到2012年年底，新疆地區學前教育階段，接受雙語班教育的少數民族學生和“民考漢”學生，合計超過這一年齡段少數民族學生的92%。中小學階段雙語班學生和“民考漢”是59.33%，到2013年，這一數據增長到65%。
　　所謂“民考漢”，是指少數民族考生在考試時使用和漢族考生同樣的試卷。
　　師資是個大問題
　　“目前，北疆的中小學雙語教育已基本普及，差距比較大的是南疆，比如喀什和和田只有50%左右。”方曉華說。
　　他解釋說，新疆雙語教育地區差異較大，在南疆地區的農村、北疆的牧區，因少數民族占多數，因此使用民語為主、漢語為輔；在烏魯木齊等中心城市和北疆地州市所在地，則是漢語為主、民語為輔；而在南北疆縣城和北疆交通沿線的鄉鎮，民漢雙語大多均衡發展。
　　儘管不同地區的學校大部分都開設了雙語課程，但是具體的授課模式各不相同。
　　“在一些民族聚居地區和偏遠地區，學校里是以少數民族語言教授各門課程，漢語只是作為課程之一。”黃行說，“還有一些學校則相反，用漢語講授大多數課程。”
　　“數理化用漢語授課，其他課程用民語教授，南疆地區主要是這種模式。”方曉華說，“雙語教育不是語言問題，漢語授課主要是讓學生享受豐富的漢語課程資源。轉語言只是一個手段，通過語言轉換打開老師的視野，由此讓師生們接觸外面的世界，光是強調語言轉換，其他不變也沒用。”
　　“目前，雙語師資絕大多數都是少數民族老師，占到87%，漢族老師只有百分之十幾。大多數少數民族雙語教師以前都從事民語教學，後來經過培訓轉到雙語，一下子轉過來有困難。尤其是農村的教師，能力有限，但是沒有人接替他們。”
　　這一情況在南疆地區十分突出。以和田地區為例，據新疆教育學院曾建發表的《新疆中小學少數民族雙語教學師資隊伍研究》一文，截至2007年5月，和田地區共有19184名專任教師，其中1153名為雙語教師，只占全區教師總數的6.01%。
　　“現在中小學大約還有30%的普通班，這部分要推進雙語教育比較難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師資跟不上。”方曉華說。
　　2014年4月28日，習近平來到新疆疏附縣托克扎克鎮中心小學。
　　在與孩子交流後，習近平來到漢語教研室，特別問其中一位老師：“會不會維吾爾語？”在得到肯定回答後，他鼓勵這位老師把維吾爾語學好，更好地教孩子們學好漢語。
　　“雙語教育要處理好通用語和民族語二者的關係。現在，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人也應該學習少數民族語言，我年輕的時候，很多漢族幹部都會說。”戴慶夏說。
　　“我們做過對比研究，外國少數民族掌握官方語言的能力遠遠高於我國少數民族，我們的雙語教育現狀和現代化國家的要求並不相稱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一定要強調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和普及。”黃行說。
　　“目前雙語教育面臨雙重任務：一方面要大力推廣普通話，另一方面也要大力保護民族語言。”黃行說。
　　對於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進，戴慶夏認為需要的只是時間：“涼山的彞族經濟相對落後，但他們還到縣城去，租個房子先讓孩子學漢語。所以不用太擔心國家通用語的推行，實現雙語是少數民族必由之路，因為雙語政策有利於少數民族的發展。